美国最高法院即将就特朗普总统的关税政策展开关键审理，这一案件本质上是保守派法律运动两大根深蒂固原则的史诗级对决，其结果将深刻影响总统行政权力边界与美国贸易政策走向。

案件的核心矛盾聚焦于两项保守派核心信条的碰撞。其一，总统在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事务上应享有极高尊重与自由裁量权，这一原则意味着6位保守派大法官可能倾向于支持特朗普绕过国会、单方面实施全球大范围关税的空前举措。其二，罗伯茨法院的鲜明特征是对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的深度不信任，这一意识形态倾向催生了诸多支持商业、反对监管的裁决，也可能让保守派大法官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持比其非经济类政策更审慎的态度。

该案定于周三（11月5日）进行口头辩论，特朗普正请求大法官推翻下级法院的裁决——下级法院认定这些作为其经济议程核心的关税举措属非法越权，且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并未授权总统实施如此广泛的关税。

关键变量：大法官的立场分歧与摇摆

案件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核心问题：特朗普的关税应被视为普通经济政策，还是总统处理外交关系与国家安全事务的核心职权。

这一问题对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大法官而言尤为尖锐。卡瓦诺常公开讲述9/11后在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任职的深刻经历，是最高法院中最直言不讳支持总统应对国际挑战需具备灵活性的大法官，但他同时对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权力高度警惕。

特朗普提名其进入最高法院的前一年，卡瓦诺就明确支持“重大问题原则”（major questions doctrine）——该保守派理论认为，当行政部门的举措具有广泛影响且法律依据模糊时，法院应予以制止。他在涉及网络中立性规则的案件中表态，这一原则适用于“少数涉及具有重大经济和政治意义的主要机构规则的案件”，并强调“若机构希望对重大社会或经济活动行使广泛监管权，模糊的法律授权远远不够，国会必须明确授权此类重大监管行动”。

从这一标准来看，特朗普的大范围关税在法律层面站不住脚，因为IEEPA并未明确赋予总统征收关税的权力。但仅四个月前，卡瓦诺在一份单独协同意见中强调，法院对法律依据存疑的行政举措的警惕存在重要限制：“最高法院尚未在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领域适用重大问题原则，该原则不适用于这些领域，因为总统需应对不断变化的国家安全威胁与外交挑战。”

特朗普于4月宣布了覆盖全球的“解放日”关税计划，对几乎所有国家征收最低10%的关税，部分国家税率高达50%。他声称这一权力源自IEEPA——国会通过该法案旨在约束此前一项法律赋予总统的更广泛权力。

IEEPA允许总统在其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期间，“监管……外国商品的进口”。通常情况下，总统在紧急状态下有权对外国个人或特定国家实施禁运，但特朗普政府主张，这种广泛的进口监管和禁止权意味着相关的进口征税权（即关税权）。反对者则反驳，若国会有意赋予总统关税权，必会明确作出规定。纽约大学布伦南中心研究紧急权力的伊丽莎白·戈伊坦（Elizabeth Goitein）指出：“该法案中完全未提及关税、税收或关税税项。”

今年8月，联邦上诉法院以7:4的投票结果裁定，特朗普的广泛关税超出了IEEPA赋予的权限，但多数意见并未完全排除该法律用于征收更具针对性关税的可能性。

中间派大法官成关键：最高法院的投票格局

多位专家认为，卡瓦诺可能倾向于支持关税，但投票并非板上钉钉。法院观察人士认为，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和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大法官更有可能支持关税。假设三位自由派大法官投票反对政府，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和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将成为关键——在此情况下，两人需均加入自由派阵营，才能形成足够票数推翻关税。

在自由派大法官中，特朗普政府最有可能争取到的支持来自奥巴马任命的埃琳娜·卡根（Elena Kagan）。与卡瓦诺一样，她曾在白宫任职（比尔·克林顿总统时期），近距离观察过总统决策过程，这似乎让她倾向于尊重总统的灵活性需求——尽管六个月后，她在最高法院以5:4维持旅行禁令的最终裁决中加入了自由派的异议阵营。

高风险博弈：政治压力与“生死攸关”的修辞

部分法院观察人士指出，包括特朗普任命的三位大法官在内的保守派，可能不愿在这一对特朗普政策议程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与其对抗。正如许多人认为2012年最高法院维持奥巴马医改核心条款的裁决带有政治考量，大法官们可能不愿因推翻关税而引发特朗普的强烈政治怒火。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副总检察长唐纳德·韦里利（Donald Verrilli）表示：“这与移民海关执法局（ICE）和移民政策一样，是本届总统最重要的国内政策举措。一种看法是，决定案件结果的大法官们会认为，只有在法律依据确凿的情况下，才会选择与总统对抗。”

此案审理之际，特朗普及其政策正处于罕见的胜诉 streak 中。自1月以来，特朗普向最高法院提交了数量空前的紧急上诉，其中20多起胜诉，使其得以削减对外援助、解雇联邦机构负责人，并剥夺数十万移民的驱逐保护。特朗普政府试图延续这一势头，将关税政策可能的失败描述为灾难性后果，称大法官们不应冒此风险。

辩论前夕，特朗普警告称该案“对我们国家来说，确实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其律师团队更是言辞夸张，司法部向最高法院提交的诉求文件中，夸张表述引发法律界关注——这些表述似乎意在提醒大法官，若作出不利于特朗普的裁决，必将招致其强烈反击。司法部长助理D·约翰·绍尔（D. John Sauer）写道：“本案的风险再高不过。总统及其内阁官员已确定，关税正在促进和平与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而剥夺关税权力将使我国面临贸易报复却缺乏有效防御，使美国重新陷入经济灾难的边缘。”

舆论与政治背景：《华尔街日报》效应与共和党内部分歧

这种世界末日般的表述在司法部提交给最高法院的文件中极为罕见。尽管大法官们可能不愿直接挑战总统的这类预测，但常向最高法院提交诉讼的律师们表示，政府这种危言耸听的说法反而可能让部分保守派大法官对特朗普的权力加以限制。

与此同时，特朗普的言行也让人质疑其关税是否真的针对真实紧急情况。上月，他宣布对加拿大额外加征10%关税，仅因其对安大略省一则展示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反对关税的电视广告感到不满。马丁内斯（他代表美国商会提交了反对关税的法庭之友简报）指出：“如果大法官认为这些紧急状态声明是借口，可能会影响他们对案件中其他纯法律问题的判断，也会让他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赋予总统如此广泛关税权力的危险。”

另一个削弱最高法院推翻关税可能面临的政治反弹的因素是：多数共和党建制派对这些关税并不热心，甚至部分特朗普支持者可能会暗中欢迎法院阻止其4月宣布的大范围关税。数十年来，自由派和许多法学学者一直认为，罗伯茨法院受制于商业利益，大幅削弱了联邦机构监管企业、阻止环境开发、强化证券执法的权力。而富裕商人和投资者对关税普遍持负面态度——尽管市场目前对此反应平淡。《华尔街日报》的一篇社论抨击道：“关税就是税收。如果他能随时对任何进口产品征税，那他就拥有了国王般的权力。” 简言之，推翻关税的裁决虽会激怒特朗普，但不会损害保守派大法官在其法律、政治和社交圈中的地位。

若大法官们寻求关税问题的中间立场，或因分歧过大无法作出非黑即白的裁决，他们有多种选择。法院可能驳回特朗普最广泛、最极端的关税，同时强调其可依据IEEPA之外的法律行使权力——许多法律专家指出，国会1974年赋予总统的权力允许其设定进口配额，并对“应对美国严重且大规模国际收支逆差”征收最高15%的关税（贸易专家称这一概念涵盖贸易逆差）。专家们认为，国会通过这部《贸易法》（Trade Act）的决定，削弱了特朗普声称需用IEEPA解决贸易逆差问题的论点。

但《贸易法》有明确限制：此类关税和贸易限制必须是“临时性”的，最长不超过五个月，除非国会延长。这可能无法满足特朗普政府在与外国谈判长期贸易协定时的需求。最高法院的另一折中选择是允许部分涉案关税继续生效——争议关税中，部分是针对加拿大、中国的芬太尼及毒品前体走私，针对墨西哥的则涉及毒品、移民和人口贩卖问题。维持这些关税但推翻与贸易逆差相关的全球关税，可能让特朗普宣称部分胜利，但未必能让大法官们免受总统指责。

尽管部分大法官可能试图将全球关税与联邦法院依据重大问题原则驳回的其他政策区分开来，但如果法院支持特朗普的关税，许多政客和评论员可能会指责其双重标准——最直接的对比便是最高法院两年前以6:3裁决推翻乔·拜登（Joe Biden）总统的核心政策之一：学生债务减免计划，当时法院正是运用了重大问题原则。

戈伊坦表示：“这两者的相似性无可争议。最高法院会保持一致性吗？” 当然，大法官们可能在支持特朗普关税的裁决中称，其依据是法律实质而非政治，但对于一个已被公众广泛质疑的法院而言，这一结果可能显得带有党派色彩。“这将在诸多方面成为对最高法院的真正考验。”戈伊坦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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